泼先生

　　我当高中生的时候，成为一个大学生还是一件蛮了不得的事情；那时没有满坑满谷的大学，我们都知道考大学联考是会落榜的（并且机率不低），念书的时候会给自己压力，父母师长会告诉你考上好大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同样地考不上是很惨的事，关键不在上了大学后能够提高自己在未来找到好工作的可能性（当然不可否认这会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在于：大学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那是你获得知识（而非苦背作答技巧）的地方，那是你谈恋爱的地方，那是你成为另一个人的地方，那是你离乡背井的地方，那是你告别「击壤歌」生活进入「未央歌」生活的地方（那时没有想到自己进入大学后竟然十几年离不开就是）。

　　那个年代，大学真的还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所。于是我十八岁时，高中毕业，考完大学联考，填了政大，开学前在大学路上乘坐政大南友会的巴士，北上开始离家的生活（那时没有想过此后飘荡的宿命），彼时我座旁的女生眼泪从台南落到台北，我不能理解她的难过。我既不兴奋也不难过，只是好奇，好奇进入那个世界后，将来的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喜欢那时读大学的气氛，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未来，只是如同海绵吸水般不断吸收着各种我能够吸收的东西。那是一个台湾的经济还很好的年代（没有人会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如同菲律宾一般的台湾），大学生们基本上不忧心自己的未来，毕业后一定有工作的。虽然我彼时讨厌我的科系，但是学校基本上提供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在图书馆裡我借阅各种看得懂的、看不懂的中英书籍，想一些有的没的问题，修各种系上用不到的学分。我那时主要出没在政治系、外交系、哲学系（有一次还坐在陈绮贞旁边咧）、英文系，偶尔会去中文系、历史系鬼混一下。那时我真的把大学当成通才教育，一方面是因为不喜欢自己念的系，想向外透透气，一方面也是任性使然，整个四年下来我竟比毕业所需学分超修了二十几个。后来我曾经在中时民意论坛写了一篇小文章，说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态度与想法就是那些年头养出来的。

　　而今日的大学，确确实实丧失了我所能想像的大学的理想。我所说的不只是我的母校，也不只是台湾；德国的大学也正在失去她的本质中。原因出在：今日的世界已经变了，而大学努力地想追着这个世界，却没有办法成功，也因而时时现出她窘迫的样貌，大学生也没有大学生的自觉，一样在呈现窘迫的大学中，忘记到大学学习的任务、以及不再沉思自己的存在（请原谅我为方便之故以全称叙述，当然我知道总有人是例外）。昔日在劳工所修课时，花了一段时间思考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社会发展成为什么样的状态并且有着什么样的问题，那时在课堂上就与老师一同痛骂过大学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产业军之训练所，其科系之分化几乎完全贴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几乎没有自我的主张；另一个左派的批判是，Louis Althusser提出的大学作为国家机器制造、传播意识型态的一个机制。可是我在此不谈论大学与资本主义、国家共犯结构的问题，那超出了我的能力与意愿。我想写的是，海德格思想中，对于大学丧失其本质而生的感叹。

　　练家子看到此文标题就知道，我一定要写海德格的。海德格对于大学的改革的想法，最确实的文本是他1933年就职Freiburg大学校长时的就职致词：「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正是这篇致词，标志着海德格的（错误的）政治参与，也使许多崇敬他的学生顿时失望。在那个非常动乱的年代，海德格以特有的方式，对纳粹作了一次失误的敬礼。然而，这篇文献真的只能从政治史角度解读？当然不，他的致词完全地扣着他的哲学思想，因而它毋宁更是一篇哲学的文献。此外也是一篇教育的文献。海德格深切地批判了当时德国大学的弊病—同时也是今日大学的弊病—且殷切地希望以一种新开端来一举解决德国大学失去本质的状态。

　　首先海德格说，众人皆曰大学的特质就是自治（自我管理）(Selbstverwaltung)，然而什么是自治？即是「让我们自己担当起使命，让我们自己决定实现使命的道路与方法，以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应当所是之人」，但我们应当所是之人，又是什么样子呢？海德格说在今日的大学中我们是无法自我沉思而得出那答案的，因为今日之大学已失去了本质，大学中被追求的不是真正的知识，而是一些很琐碎的（狭义的）科学，在这种科学学习中教师与学生都无法掌握自己的本质，因而无法自治，相反地，会受科学的摆布。

　　因而，海德格说，「惟有在我们重新服从我们精神-历史性此在之开端[Anfang]的力量之时。这个开端就是希腊哲学的突然开启[Aufbruch]。正是在这个开端，西方人从一种民族性出发，凭借其语言的力量，第一次站出来反抗和追问存在者整体，且如其所是地理解这个存在者整体。一切科学都是哲学—不管科学知道与否，也不管科学愿意与否。一切科学都依附于这个哲学的开端。只要科学仍然生长自这个开端，就从中汲取自己本质的力量。」一切科学都是哲学！海德格试图恢复哲学在希腊人那里所处的地位，因为我们必须回应存在者整体对我们的「逼迫」，必须藉助哲学、理论，以决断入最属于我们自己的存有状态；科学不会只是一种科技、或手段、工具，而是「进入此有[Dasein]整体之核心且聚拢此有整体的力量」。海德格认为当时德国大学早就忘记了西方人在知识发展初期时的对存有的惊异，而只是丧失在现代科学中，「科学的本质却早已被抽空和耗尽」，因而也忘记了西方人自身的民族性与历史宿命。当代的大学教师与学生应作的，就是激进地回去希腊开端，以哲学、理论、对智慧之激情来取代工具式的科学。我们必须去追问一切早已被视为不须再被问、早已是理所当然之事物（如他在存有与时间导论中提出的）。海德格动人地说：

　　「追问本身将成为最高的知识形式。追问由此展开了自己最本己的揭示万物的能力。追问迫使目光最大程度地集中于无可逃避之物。

　　这种追问将粉碎科学依据不同学科形成的条条框框，使科学从不着边际、毫无目标地迷失在不同藩篱和角落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且重新从一切塑造世界的人类-历史性此在力量的富饶和丰收之中直接奠定科学，比如：自然、历史、语言；民族，风俗和国家；诗歌、思想和信念；疾病、疯狂和死亡；法律、经济和技术。」

　　Miguel de Beistegui在Heidegger & the Political一书中，认为海德格在致词中对大学的批判，其实就是在对「科技之大学」的批判，也是对「座架(Gestell)之大学」的批判，因此其大学批判是跟科技批判紧连的。海德格在〈技术的追问〉中，告诉我们技术(techne)其实是无蔽，是真理之领域，因为技术是一种产出，「是不在场者向在场的过渡和发生（柏拉图会饮篇205b)」，然而现代技术却丧失这样的本质，现代技术「促逼」着存有与自然，因而莱茵河不再是诗人的莱茵河，而只是水力发电用的莱茵河；人同样也被现代技术促逼、定造、占用，人成为「被集置者」(das Ge-stell)。几乎是以悲怆的口吻，海德格痛陈人类如何在现代科技社会中丧失其本质、不得不臣服在这样的宿命中。而他的解决之道，其实就在他就职致词中。

　　看看今日的大学（台湾的或是国外的），谁能说七十年后大学的状态比海德格的Freiburg大学更好呢？当我在德国读书时，人文科系不断地受到「促逼」，许多大学图书馆愈来愈无力购置藏书，甚至有些科系被勒令停招（波鸿大学的音乐学系就在我读书时停招了）；而在台湾，人文科系受到轻忤的情况愈来愈严重，论文评等的理工化倾向、哲学系被学校视为无生产力科系、政治系也忘记了政治思想的重要性等等，莫不使大学本质沦丧，也使得有志人文涵养、学习的学生愈来愈无所适从。

　　依Miguel de Beistegui之见，在德国思想史中可看出，对于大学改革以及大学在新时代中的自我主张之辩论，早在海德格前两百年就开始了。康德在「学科之争」 (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一文中，分别处理哲学与神学、法学、医学之争，他雄心万丈地视其他的学科为「局部性的」，而哲学必须扮演「总体性」的角色，此时哲学如同第一批判中的理性，在学术中进行「规约」的功能，只有以哲学来统一，才能创造知识的普遍性，这个「综合」是一个向着目的地的、永不终止的过程。这样的大学主张其实也在海德格的思想中生根了吧。大学其实也就是在多样性中找出综合、统一出其本质来，而不是逸失在各种局部性知识中，而这工作，势必要由哲学来进行。必须注意的是，在康德的时候，他的思考是很世界公民的，也因此他的大学不是德意志（或普鲁士）的大学，而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大学。这样的大学观直到普法战争后有所改变，德国知识人们开始思索，大学作为因应普鲁士/德意志未来之角色，大学也开始有一连串的改革，以因应法国的入侵、占领，一开始是政治的、事务性的改革（例如Halle皇家大学迁址到非法国占领区），但是这样的改革势必延烧到文化、精神层次上：大学的主导者会开始思索，大学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以往的大学又有什么问题。

　　是以，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发文询问知识界人士，究竟德国的大学应如何改革。费希特撰写一篇报告，指出大学应该和民族、国家充分结合，大学如同国家整体，本身也是一有机的组织，组织下的各环节（教授、学生等），都彼此牵动、互成生命一环。他的说法很像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推导：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过程。大学本身是一有机体，这一有机体又是更大的有机体（国家）中的一分子。与费希特的大学论相反的是施莱马赫 (Schleiermacher)的报告，后来施氏之说为洪堡(von Humboldt)肯认，他们皆肯定了康德思想中的自由的、普遍的部分，相异于费希特的「整合式」大学，施—洪的主张是自由研究的大学，且认为国家角色、功能都是有限的，学术应独立于此范围之外。放在这脉络下看，海德格的大学主张似乎是对施—洪的一次抨击，然而却非回到费希特阵营中去。海德格并不是要找一个「有机的」大学，而是「源初的」；费希特对大学生命式的想像，在海德格处是：不是「生物式的」，而是「生命的/生活的」—事实性的生活与生命 (factical life)(Beistegui 39)！

　　再看一次前面的引文：「这种追问将粉碎科学依据不同学科形成的条条框框，使科学从不着边际、毫无目标地迷失在不同藩篱和角落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且重新从一切塑造世界的人类-历史性此在力量的富饶和丰收之中直接奠定科学。」海德格在存有与时间反覆阐述「此有」(Dasein)，并谓他的基础存有论就是在冲破今日只知道存有者层次的各种琐碎知识分野，而忘记知识真正应追问的是存有本身；在大学中这种追问承袭了基础存有学的任务，在大学中的每一人都应该成为此有，而大学即是存有者所能自由存在、揭示真理、使隐蔽者显现、并可以回应现代科技世界挑衅、促逼的那个「时空」(Da)。

　　在我心中出现的这样的典范，就是海德格所待的Freiburg大学哲学系教育出来的文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本雅明虽然名义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学派，可是他的质性从来也不是那个阵营所能掌握的（因为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自己也曾经抱怨说他得开始习惯庸俗的、土气的哲学写作方式），法兰克福学派虽然致力于批判工具理性、以新左之姿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是真正能够在实践上超越工具理性的，似乎只有本雅明（且不论理论上之比较）。本雅明在大学中研读哲学，而他的教授论文却是写文学：德国悲剧的起源（一本被法兰克福大学拒绝的论文！我似乎看见，当年乔丹以第一轮第三顺位加入NBA时，那拥有第一、第二顺位选秀权的NBA队伍之管理者，因为拒绝乔丹，接下来那十几年惆怅的、忧愁的、懊悔的面孔......）。他从来没有真正适应过「职业训练」，当时的德国大学还没有沦落到职业训练所，他自己大肆谈论波德莱尔的「游手好闲者」，而他自己似乎也真正是这样的人：游荡在不同国度、不同领域、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历史时空下，没有真正能够融入这体系（无法有机地与体系共存？）。汉娜‧阿伦特这么形容本雅明：「毫无疑问，他赞同波德莱尔的话：对我来说，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件可憎的事。」

　　我不是要鼓吹社会多一些流浪汉，我要说的是，不要以为社会是对的，不要以为你现在所感受到的（人们视如珍宝）的价值是永恒不变的，生命力不应该在这些「条条框框」、「不同藩篱和角落」中消逝。在我看来每个大学生都应该是贵族！所谓贵族就是，能够奢侈地作社会认为无用之事，例如阅读柏拉图、学习拉丁文等等。大学不应该只是为配合生产的职业军之职前训练阶段，而是让你游荡处，让你丰满自身生命处。德里达在创立国际哲学院时，说这样的学院是「结构极小化」，重点不在组织，而在学术，「极小的结构、学院性质、能动性、开放性、多样性、法国以及国外机构仍未充分给予的研究的优先性」，那是一个「对实验、阐论、邂逅、与争辩开放之场所」。怎么办到？「我们想要协助分析与改革的许多事情中，有一项是：有必要有更多的哲学，被实践在更不层级化的空间中，这空间是开放给更多『学识』、『科技』、『艺术』的最具穿透力的丰富化。」(Derrida, “Of a Certain 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Still to Come,” in Points, p.109-114)他的说法简直像是在描述希腊时代苏格拉底与雅典公民每日无所事事游荡其中相互争辩的阿果拉广场，那开放处、光亮处、集中于此的希腊人之命运、那政体(polis)。而我们的大学能让你如此安身立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