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先生

　　关于商务的“说部丛书”与“林译小说丛书”在阅读史上的意义，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关键是，许多论者没有看到“读小说”（正如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读小说，在民国时期成为一种大众阅读习惯，是从“说部丛书”与“林译小说丛书”开始的。有许多的阅读个例可以显示，这两大小说丛书，对民国时期的大众想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请看《从文自传》中这段很有意思的描述，它真实地描绘了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意识是如何从《说部丛书》中萌发的——
　　
　　因为空暇的时间仍然很多，恰恰那亲戚家中有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记得狄更斯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欢喜这种书，因为他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他不像别的书净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书中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他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他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可是，由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产生的各种无固定性的流动的美，德性的愉快，责任的愉快，在当时从别人看来，我也是毫无瑕疵的。我玩得厉害，职份上的事仍然做得极好。
　　
　　这种领悟，同样发生在鲁迅的“弃医从文”中。为什么不是是弃医从学”而是“弃医从文”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作为章氏弟子之一的鲁迅在现代中国，执意要当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学者呢？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以一段“冰之喻”，说明了文学的这种直观性的特点，也就回答了上面的问题。
　　
　　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閟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如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疑沮。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
　　
　　从历史来看，文学在近现代中国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郜元宝《神思之心和学之心——文学与学术的分途》一文（见《鲁迅六讲》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09170/）认为：
　　
　　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地位，有如哲学在19世纪的德国。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现代才真正形成全国一体的知识界，它的实际坐落点，则是现代文坛，而居现代文坛中心的无疑是现代文学。知识界的灵魂主要由文学体现出来，一切思想文化“运动”，要么由某种具体的文学问题引起，要么最后归结为其声势远比单纯的思想学术壮大的文学潮流。思想学术倘与文学运动无关，只能潜伏于社会意识的暗角，不得用“运动”形容之。文学家高于学问家，文学被赋予比“学说”更高（其实是最高）的价值，整个文化呈现出“文学主义”的气质，这是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境遇不得不然的选择。
　　
　　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呈现出“文学主义”的气质，我认为是一个独到的发现。与“学说”相对的固然是“文学”，但是，我认为这个“文学”具体来说，应该是“小说”。也就是说，影响20世纪中国最大的是文学，而影响文学最大的则是小说。
　　
　　在近现代中国，无论是雅俗新旧中西，小说永远是阅读大众最主要的选择。为什么如此呢？这恐怕就需要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理解小说、故事在现代中国的意义了。
　　
　　若论直观性，戏剧、绘画、电影的直观性是超过文学的。但这些都没有在20世纪中国起到主要作用。当然，这和艺术形式的发展有一定的过程有关，有些艺术形式在现代中国还达不到普及的程度。但是，这个问题要从更本质的层面来说。正如我们强调文学主要是小说，小说能凸显一些更特别的因素。简单说。小说能提供一种有想像余地的直观性。小说在现实之中，又在现实之外。它的核心是一个故事。故事就涉及到经验的交流问题。
　　
　　从林译小说、张恨水小说到鲁迅的小说、巴金的小说，小说作为讲故事和听故事的过程，是都起作用的。我认为这样可以超越雅俗中西问题，统一来考虑读小说在现代中国的意义。
　　
　　现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的阅读现象就是，新旧中西小说的混读。
　　
　　冰心回忆说——
　　
　　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
　　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父亲的朋友，都知道我会看《三国志》。觉得一个七岁的孩子，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亲带我到兵船上去，他们总是把我抱坐在圆桌子当中，叫我讲《三国》。讲书的报酬，便是他们在海天无际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说。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从船上回来，我欢喜的前面跳跃着；后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说，笑着，跟着我走。
　　这时我自己偷偷的也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是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写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我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某显者，多行不道”，重复的写了十几次，又觉得没劲，也不写了。
　　此后便又尽量的看书。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角两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书店明善书局（？）　　去买。——那时我正学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我为要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的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的母亲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会会员。常常有朋友从南边，或日本，在肉松或茶叶罐里，寄了禁书来，如《天讨》之类。我也学着他们，在夜里无人时偷看。渐渐的对于国事，也关心了，那时我们看的报，是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于是旧小说，新小说，和报纸，同时并进。到了十一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得无味的是《红楼梦》。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阅读的新旧转换中，读者的意识是如何变化的？这些所谓的“旧小说”赋予读者的是什么？
　　
　　还有，读小说很重要的一种功能区分就是消遣与求知，这甚至了成了旧/新小说的分判标准。
　　
　　比如丁玲回忆——
　　
　　我，还有我中学的同学们，至少是我的朋友，我们的幼小的心是飘浮的，是动荡的。我们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似懂非懂，什么都使我们感动。我们一会儿放歌，一会儿低吟，一会儿兴高采烈，慷慨激昂，一会儿愁深似海，仿佛自个儿身体载负不起自己的哀思。我那时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再造天》，或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时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义的郭沫若，闺秀作家谢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鹃。而林琴南对我印象更深，他介绍了那末多的外国小说给我们，如《茶花女》、《曼郎摄氏戈》、《三剑客》、《钟楼怪人》、《悲惨世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在阅世不深，对社会缺乏深刻了解的时候，可能都会是这样的。
　　
　　问题是，所谓的消遣与求知是否是截然分开的？怎样理解读小说的消遣？这里还是涉及到浪漫主义（包括市民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问题。
　　
　　总之，能从“读小说”上来考察小说对现代中国复杂的塑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