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失败，及其意义——《长江七号》的一种读法 - []
2008-03-21
许多人看电影、电视、类型小说等通俗文化产品时，喜欢寻找其中犯驳之处；又有一些颇有经验的观影者，会以艺术的标准（如破格、含蓄）去量度通俗文化产品的成败。这些看法没错都有意义。但若从法兰克福学派以降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观点视之，大众文化必然受着各种因素如政治、商业逻辑、刻板性别观念等等的掣肘；同时，一部广受欢迎的通俗文化产品必然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投射，它体现了某个群体在一时一地共同关心的议题。用着名学者詹明信（Jameson）的话来说，就是大众文化找对了问题，但找错了解决方法。当一部通俗作品千方百计去自圆其说但仍然失败，其失败处往往正体现了不同意识型态话语的交锋及僵局。换言之，一部有时代意义的通俗文化产品，其说不通的斧凿痕迹、那些失败之处才更是值得留心。
《香港电影》第三期40页的周星驰特辑，再次重提周星驰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香港的意义：草根情怀、庶民忧郁、难登大雅之堂的市井痞气、颠覆权威的本土喜剧。后来，许多老派星迷发现这特辑其实是凭吊，《长江七号》（下称《长》）令不少老派星迷失望，首先是周星驰不再好笑，又有斥《长》浅薄、平板、抄袭、炒卖温情、制作粗糙；连大陆读书网站豆瓣，也有由大陆网友撰写的热评〈从良了，就别再来找我〉，否定《长》以主流家庭话语和荷李活手法攻打内地票房的大志，深心怀缅自己穷时在破烂的录像厅、以几块钱看画质粗糙的周星驰电影而打心里共鸣的经验，与今日从良、‘解毒’、连官方都能受落的周星驰诀别。笔者也是一片痴心的老派星迷，此后也不知是否要与星爷诀别；但《长》的失败，笔者认为饶有意义。
对‘穷’的矛盾态度
‘穷’是《长》的主题设色，也是令整部戏态度摇摆的关键。周星驰的电影一贯喜欢着力描写市井穷人、遭人白眼、被欺负的情节，里面有周的个人寄托，同时是为票房的商业苦情元素。周铁在地盘努力工作，但仍然被商业消费的社会打击自尊，他没钱给小狄买机械狗（这令小狄被同学看扁），这是齐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新贫阶级’（New Poor）：他们已经辛勤工作，但仍被社会看不起、认为是寄生虫，这是因为社会的道德转型为重视消费——在福特时代不工作会被视为不道德，而今日，不消费才被视为不道德。在我们的时代，商品社会因为要维持所有人都必须消费的假象，没有消费能力的新贫阶级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掩藏到看不见的地步。在这点上，连在内地搞工运组织的朋友都说，周氏在银幕上呈现民工，算是难得。开首小狄说志愿是‘做一个穷人’，仍是一点对草根和边缘阶级的情意。
然而，本来君子固穷的小狄转头就想要机械狗，态度摇摆；而周铁不断提着穷人的道理伦理教条，也执着要小狄读书脱贫。至此香港观众了然于心，周氏是把香港的阶级流动脱贫梦，移植到内地语境。香港跨代贫穷、结构性贫穷问题严重，读书脱贫这个七十年代以来的梦想，今日逐渐褪色。
倘若周氏真相信这个香港旧梦能在内地重新开花，倒也罢了。然而脱贫梦的发言人周铁非常虚弱（周氏多次表达角色的力不从心）、只能背诵教条，且无法理解外界、无法说服儿子。电影表达小狄接受读书脱贫梦的转折也同样软弱无力：小狄思念着外星狗，突然勤奋读书，那顿悟是突兀的。其实，外星狗并没有勉励过小狄努力读书，它只是一只法力远逊于拉屎能力的顽皮玩具，或许这也隐喻着周氏本身。电影中周铁的死亡展示了弗洛伊德式的死亡驱力：今日作为富豪的周星驰，因为脱离了其创作活力的草根脉络，也在死亡的边缘苟延残喘。周氏往宁波拍戏‘寻根’，只不过想说一个希望那个穷的自己活过来的故事。
‘香港人成功故事’的反面
周星驰在特首选举时撑过曾荫权，《长》也让我想起施政报告里的‘新香港人’故事。阶级如何向上流动，一直是香港故事里难说的部分。吕大乐在97年前完成的《唔该，埋单》中，指出香港经济的飞跃繁荣，港英政府想归功于殖民统治，中国政府当然认为是祖国帮助香港所致，吕氏则指香港的成功故事是因为香港人善于钻营、把握机会开拓自己的空间。这套思维基本上被曾荫权去年的施政报告全盘吸收，曾氏的施政报告像填充练习一样，把今日的机遇诠释为‘从国家的将来看香港’。对于经济奇迹，曾氏的解释也是暧昧的‘不知不觉间创造’。一片繁荣‘远景’里，吕大乐原文念兹在兹的中年工人、妇女劳工和被经济转型遗弃的工人之身影，已被抹去。
其实周氏电影中，已经尽力和突破自己、但仍被极尽践踏的主角之瞬间翻身，往往是突兀的，《长》不是孤例。只有《国产零零漆》自信内敛气岳渊停，一把平民的猪肉刀即可致胜；相反《食神》里是观音施法惩恶，《少林足球》里众师兄弟要归位，穷人翻身并不由其努力保证，都要神佛帮忙。这并不是一次性的虚弱；我怀疑，周氏本身并不相信人力可以令自己的阶级向上流动，他自己的一炮而红只是偶然。这又是一种精神分裂：《长》当然是努力把握祖国机遇，但周铁只顾着注视垃圾堆里的旧电视而错过飞碟的奇迹，他不是善于钻营的香港人，他是注定失败的。周星驰把自己变成形象前所未有地无力的周铁，尽管这可能只是一名富豪虚妄的情感，但他毕竟还是要孤绝地把自己变成被经济奇迹彻底遗漏的群体。尽管电影是失败的，但痴心星迷还是读到了‘站在失败者这边’的意志。今年财政预算大派糖，但生果金和综援仍未得到制度性的调高，对弱势社群仍是欠缺承担。要怎样才能令港府，起码有周星驰的意志？
《香港电影》第三期40页的周星驰特辑，再次重提周星驰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香港的意义：草根情怀、庶民忧郁、难登大雅之堂的市井痞气、颠覆权威的本土喜剧。后来，许多老派星迷发现这特辑其实是凭吊，《长江七号》（下称《长》）令不少老派星迷失望，首先是周星驰不再好笑，又有斥《长》浅薄、平板、抄袭、炒卖温情、制作粗糙；连大陆读书网站豆瓣，也有由大陆网友撰写的热评〈从良了，就别再来找我〉，否定《长》以主流家庭话语和荷李活手法攻打内地票房的大志，深心怀缅自己穷时在破烂的录像厅、以几块钱看画质粗糙的周星驰电影而打心里共鸣的经验，与今日从良、‘解毒’、连官方都能受落的周星驰诀别。笔者也是一片痴心的老派星迷，此后也不知是否要与星爷诀别；但《长》的失败，笔者认为饶有意义。
对‘穷’的矛盾态度
‘穷’是《长》的主题设色，也是令整部戏态度摇摆的关键。周星驰的电影一贯喜欢着力描写市井穷人、遭人白眼、被欺负的情节，里面有周的个人寄托，同时是为票房的商业苦情元素。周铁在地盘努力工作，但仍然被商业消费的社会打击自尊，他没钱给小狄买机械狗（这令小狄被同学看扁），这是齐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新贫阶级’（New Poor）：他们已经辛勤工作，但仍被社会看不起、认为是寄生虫，这是因为社会的道德转型为重视消费——在福特时代不工作会被视为不道德，而今日，不消费才被视为不道德。在我们的时代，商品社会因为要维持所有人都必须消费的假象，没有消费能力的新贫阶级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掩藏到看不见的地步。在这点上，连在内地搞工运组织的朋友都说，周氏在银幕上呈现民工，算是难得。开首小狄说志愿是‘做一个穷人’，仍是一点对草根和边缘阶级的情意。
然而，本来君子固穷的小狄转头就想要机械狗，态度摇摆；而周铁不断提着穷人的道理伦理教条，也执着要小狄读书脱贫。至此香港观众了然于心，周氏是把香港的阶级流动脱贫梦，移植到内地语境。香港跨代贫穷、结构性贫穷问题严重，读书脱贫这个七十年代以来的梦想，今日逐渐褪色。
倘若周氏真相信这个香港旧梦能在内地重新开花，倒也罢了。然而脱贫梦的发言人周铁非常虚弱（周氏多次表达角色的力不从心）、只能背诵教条，且无法理解外界、无法说服儿子。电影表达小狄接受读书脱贫梦的转折也同样软弱无力：小狄思念着外星狗，突然勤奋读书，那顿悟是突兀的。其实，外星狗并没有勉励过小狄努力读书，它只是一只法力远逊于拉屎能力的顽皮玩具，或许这也隐喻着周氏本身。电影中周铁的死亡展示了弗洛伊德式的死亡驱力：今日作为富豪的周星驰，因为脱离了其创作活力的草根脉络，也在死亡的边缘苟延残喘。周氏往宁波拍戏‘寻根’，只不过想说一个希望那个穷的自己活过来的故事。
‘香港人成功故事’的反面
周星驰在特首选举时撑过曾荫权，《长》也让我想起施政报告里的‘新香港人’故事。阶级如何向上流动，一直是香港故事里难说的部分。吕大乐在97年前完成的《唔该，埋单》中，指出香港经济的飞跃繁荣，港英政府想归功于殖民统治，中国政府当然认为是祖国帮助香港所致，吕氏则指香港的成功故事是因为香港人善于钻营、把握机会开拓自己的空间。这套思维基本上被曾荫权去年的施政报告全盘吸收，曾氏的施政报告像填充练习一样，把今日的机遇诠释为‘从国家的将来看香港’。对于经济奇迹，曾氏的解释也是暧昧的‘不知不觉间创造’。一片繁荣‘远景’里，吕大乐原文念兹在兹的中年工人、妇女劳工和被经济转型遗弃的工人之身影，已被抹去。
其实周氏电影中，已经尽力和突破自己、但仍被极尽践踏的主角之瞬间翻身，往往是突兀的，《长》不是孤例。只有《国产零零漆》自信内敛气岳渊停，一把平民的猪肉刀即可致胜；相反《食神》里是观音施法惩恶，《少林足球》里众师兄弟要归位，穷人翻身并不由其努力保证，都要神佛帮忙。这并不是一次性的虚弱；我怀疑，周氏本身并不相信人力可以令自己的阶级向上流动，他自己的一炮而红只是偶然。这又是一种精神分裂：《长》当然是努力把握祖国机遇，但周铁只顾着注视垃圾堆里的旧电视而错过飞碟的奇迹，他不是善于钻营的香港人，他是注定失败的。周星驰把自己变成形象前所未有地无力的周铁，尽管这可能只是一名富豪虚妄的情感，但他毕竟还是要孤绝地把自己变成被经济奇迹彻底遗漏的群体。尽管电影是失败的，但痴心星迷还是读到了‘站在失败者这边’的意志。今年财政预算大派糖，但生果金和综援仍未得到制度性的调高，对弱势社群仍是欠缺承担。要怎样才能令港府，起码有周星驰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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